辉瑞在中国等八国行贿被罚6016万美元,代理商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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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BM海外行贿遭千万美元罚款 六年发生114起(腾讯财经配图) 一名IBM员工之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IBM公司在全球遭受不少质疑,但除了两大敏感话题之外,一般都不作回应。这两大话题,一是商业贿赂,二是国家安全。 不过,这家IT巨头恰恰又遭遇了商业贿赂...

IBM再陷贿赂门——美国东部时间3月18日,SEC发布声明称,IBM已经同意就其在2004年到2009年期间以各种形式向中国政府官员行贿的若干案件,与SEC达成和解。

核心提示:在某些潜规则盛行的市场上,即便是全球行业巨头,也要依靠一种连它们自己都难以启齿的手段获得成功——行贿。

制药巨头百时美施贵宝(Bristol-MyersSquibb)近日因涉嫌在华行贿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同意支付超过1400万美元(约人民币8900万元)“和解金”。

摘要: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周二表示,手机芯片商高通已同意支付750万美元,就一起涉嫌美国反腐败法的指控达成和解。高通被控雇佣中国国企高管的亲属以获得业务,违反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SEC指出,在过去至少10年里,高通一直在贿赂中国政府官员,并聘用 ...  导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周二表示,手机芯片商高通已同意支付750万美元,就一起涉嫌美国反腐败法的指控达成和解。高通被控雇佣中国国企高管的亲属以获得业务,违反了美国《海外反腐败法》。SEC指出,在过去至少10年里,高通一直在贿赂中国政府官员,并聘用他们的亲属,向他们提供礼物和娱乐活动。高通的系列行为旨在巴结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从而获得国有电信企业的订单。因为与中国官员有利益交换而被美国政府调查的跨国公司,还不止高通一家。  高通为发展业务“打通关节”  有媒体指出,多年来,高通一直寻求各种途径与中国政府建立密切的关系。此次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下简称SEC)公布的文件显示,高通违法的主要事实是,向中国国有单位或政府部门雇员提供了活动门票、礼品或支付了差旅费用,并且雇用了中国国有单位的子女或朋友。SEC在调查中发现,2010年,中国一家国有电信公司的经理要求高通员工为其女儿寻找一个实习职位。高通员工表示,这名女孩的父母将给高通的业务发展“带来巨大帮助”。在另一起事件中,高通给中国另一家国企高管的儿子提供了财务资助。  最近3年,高通在中国大陆的业绩占到其总收入的53%(2015)、50%(2014)和49%(2013),中国已成为高通最重要的市场。与此同时,高通在华惹到的麻烦也不间断,不仅屡屡被指行贿,还在2015年2月领到了中国发改委高达9.75亿美元的反垄断罚单。  雇用中国“官二代” 摩根大通也被查  2013年,SEC对投资银行摩根大通展开受贿调查,以证实其是否通过雇佣中国高官子女而获得在华从事相关业务的机会,涉及的高官子女包括中国银监会前副主席、现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之子唐晓宁(音译)和原铁道部运输局前局长张曙光之女张西西(音译)。  据当时的相关报道,SEC反贿赂部门在调查摩根大通“某些在香港雇佣的前雇员与该公司和某些客户的关系”,搜集的信息包括唐晓宁的工资单,雇佣文件以及他在2012年12月离职后与摩根大通的通讯信息。该机构还要求提供所有批准唐晓宁入职的人员名单,以及所有摩根大通和光大集团的业务合同,以查明摩根大通雇佣唐晓宁的行为是否与两家公司业务往来有关。  公开资料显示,在唐晓宁2010年进入摩根大通之前,该公司与光大少有业务往来。而从2011年起,光大集团成为了该行的重要客户。当年,摩根大通成为光大银行上市的12家财务顾问之一,2012年则获得了光大国际出售资产的大单。  张西西被摩根大通香港分部雇佣时,与原铁道部业务关系密切的中铁集团正在酝酿上市,摩根大通被选为保荐人之一。而张曙光在原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案中涉案。  不过,SEC对摩根大通的调查并未明确地将雇佣官员子女的行为与其获得业务的情况相联系。有分析认为,公司雇佣官员子女并不违法,但若受雇者资质不符要求,或者该公司此前未获得相关业务,而雇佣高官子女后却带来业务,那么就会引起监管部门的注意。  从后续报道来看,SEC对摩根大通的相关调查可能仍在进行。2014年3月,摩根大通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前行政总裁兼亚洲投资银行业务前副董事长方方离职,旋即有消息传出,其于离职两天后被香港廉政公署邀请协助调查,该调查与摩根大通的雇佣行为有关。2015年9月,又有外媒爆料,在美国政府针对摩根大通的反腐调查中,发现了该集团前任中国区高管在任职期间的电子邮件,内容表明,该高管曾向中国政商两界精英人士的子女和亲属提供“方便”,在招聘时大开绿灯。  跨国公司“青睐”官员家属  摩根大通被调查时,曾有外媒披露,世界各国的银行都愿意招聘与政府有关系的人,而在权钱关系密切的市场,这样的雇员更是被视为公司重要财富。包括美洲银行、花旗集团、瑞士信贷、高盛和麦格理集团在内的不少跨国银行都曾招聘中国高官的亲属担任要职。  镇江国资委副主任谭浩俊撰文披露,这些年,中国政商精英子女在国际知名金融机构工作、任职的情况确实越来越普遍,除了中央、地方官员,一些富商为了某些方面的需要,也越来越多地将子女送进知名金融机构。  美国法律并没有禁止雇用在政界人脉深广的人担任高管,而且据业内人士称,许多中国精英阶层的后代进入华尔街,靠的不光是他们的家庭背景,他们在一流商学院所受的良好教育和专业素质同样重要。但是,如果相关企业被发现并证明雇用某人是为了利用他在政界或大型国营企业任要职的亲属以获得生意合同,那就可能触犯《海外反腐败法》,该法律禁止美国企业向海外官员提供金钱或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以赢得业务。  过去几年中,因涉嫌违反《海外反腐败法》而惹上麻烦的在华知名外企不止一家,制药业巨头葛兰素史克、辉瑞,以及全球最大化妆品直销公司雅芳,还有投行摩根士丹利,均曾遭到美国司法部和SEC的调查或质询。  美国《海外反腐败法》管得“宽”  SEC对高通、摩根大通等企业的调查,正是因为其涉嫌违反《海外反腐败法》。而据了解,这部法律的出台,还与“水门事件”有关。“水门事件”对美国人来说,不仅是一桩政治丑闻,也是对其“三观”的一次颠覆:尼克松这样“正直”的总统,也会窃听、爆粗口和干涉司法!美国民众对政客、企业家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上流社会成员的信任轰然倒塌,一场轰轰烈烈的揭露官商勾结的“扒粪运动”就此展开。  SEC的调查显示,有400多家美国公司承认曾向外国政要行贿以换取商业利益,行贿总金额超过30亿美元。严重的腐败行为震惊美国朝野,1977年底,美国国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海外反腐败法》。该法律历经1988、1994、1998年的三次修改,成为美国海外反腐的“尚方宝剑”。该法虽然只是一部国内法,但在全球化的时代,只要涉案公司或个人与美国沾边,无论身处何地,美国司法部都能干预。《海外反腐败法》的另一厉害之处在于,它对“外国官员”的定义很宽泛,凡在有官方背景的机构或部门任职,一律被视为“官员”,包括国有企业雇员、公立医院医生等。  2008年的西门子行贿案,充分体现了《海外反腐败法》的威力。西门子因在阿根廷、孟加拉、伊拉克等国向政府官员支付不当钱款获取合同,最终向美国和德国各支付8亿美元达成庭外和解,创下该法实施以来的最高罚款纪录。该案中,行贿者是德国公司,受贿者是阿根廷、孟加拉、伊拉克等国官员,与美国的唯一瓜葛在于,西门子的股票在美国交易。  2013年至2014年间,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所共提交了19宗针对企业违反《海外反腐败法》的诉讼,处罚总金额高达23亿美元,年均“创收”超10亿美元。而在2012年前的5年间,因违反《海外反腐败法》而遭处罚的公司更是“血流成河”,罚款总额达40亿美元。一些知名大企业纷纷“中枪”,包括西门子、哈里伯顿、强生、IBM、辉瑞制药、沃尔玛、通用电气、雅芳……  值得注意的是,自《海外反腐败法》通过以来,绝大多数案件以和解收场,本次的高通案也是一样。因为被告公司不愿商誉因公开审判而受损,个人也不敢冒败诉坐牢的风险。但近年来就有公司高管选择对簿公堂,结果反而都是政府铩羽而归,因为这些案件往往需要海外取证,且通常没有明确的受害人,故而很难给被告定罪。为改变目前的困境,美国司法部去年11月宣布,海外反腐败执法部门将新添10名工作人员。此外,联邦调查局国际反腐部门也新增了三支行动队,全力配合《海外反腐败法》和“贪腐政府高层资产追回行动”相关案件的调查。  《海外反腐败法》管得如此之宽,也成为了某些利益集团眼中的“妖孽”,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最大的游说机构美国商会正一门心思要修改它。游说者称,该法极大地遏制了美国公司在政府掌控经济的国家开展投资活动,同时也阻碍了它们的境外并购,最终损害的是美国的海外利益。许多跨国企业也纷纷诉苦,说在新兴市场拓展业务很难在“合规”的框架内进行,其“文化”与《海外反腐败法》的有关规定格格不入。但美国司法部始终是一副“铁石心肠”。一位主管说:“在腐败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让《海外反腐败法》变得更宽松。”美国司法部一名负责人表示,执行《海外反腐败法》重要性仅次于反恐。

IBM海外行贿遭千万美元罚款 六年发生114起(腾讯财经配图)

SEC诉称,IBM全球在中国的两家全资子公司6年间涉及行贿案件至少114起。这两家子公司——IBM投资有限公司和IBM全球服务有限公司的两名主要管理者及100多名员工均卷入其中。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全球最大制药企业——辉瑞制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八个国家,向当地官员以及医生和医护人员等国有单位公职人员行贿。

百时美施贵宝所受SEC的指控为,其在中国的合资公司向国有医院的医疗保健工作者行贿,并且从行贿医院的处方药销售中获得超过1100万美元利润,因此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据SEC披露,百时美施贵宝中国公司的销售代表以现金、珠宝及其它礼物、饮食、旅游、娱乐以及为会议提供赞助等形式向国有医院医生行贿,并将这些贿赂记录为合法的业务开支。除了需要支付1400万美元之外,百时美施贵宝还必须在未来两年内向SEC汇报其反腐败合规措施的整治与实施情况。在和解协议中,百时美施贵宝既未承认也未否认SEC的指控。

一名IBM员工之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IBM公司在全球遭受不少质疑,但除了两大敏感话题之外,一般都不作回应。这两大话题,一是商业贿赂,二是国家安全。

这是IBM进入中国后,再次成为大规模行贿事件的主角。第一次是2006年前后,IBM涉嫌在中国建设银行采购灾备设备磁盘事件中,向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行贿。

辉瑞中国网站就SEC的上述指控发表公开声明,称该公司已与美国司法部和SEC达成和解协议,为该公司及其子公司惠氏制药的违法行为,缴纳6016万美元的罚金。

据报道,百时美施贵宝是一家已有百年历史的美国制药公司,曾经以全球糖尿病明星药物格华止起家,目前主要集中在肿瘤、肝炎和心血管领域。

不过,这家IT巨头恰恰又遭遇了商业贿赂话题。18日,IBM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一项行贿案达成和解,该公司将为此付出1000万美元的代价。

一名曾在IBM中国做过应用软件代理商的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各级中间商是IBM向客户行贿的关键推手。与提供出国旅游和礼品等相比,通过中间商来处理各类回扣相对安全,这也是IT业界B2B业务的行业潜规则。

不过,辉瑞在上述声明中并未使用“行贿”一词描述自己的行为,而全部代以“令人失望”的“不当支付事宜”。

据悉,近年来已有多家药企涉嫌行贿被查。SEC披露,2012年8月,辉瑞制药及其子公司美国惠氏在包括中国在内的8个国家,向当地官员以及医生和医护人员等国有单位公职人员行贿,后来辉瑞被罚6016万美元。2012年12月,美国制药公司礼来被曝遭SEC指控,称其在中国、俄罗斯、巴西、波兰通过提供不当支付方式贿赂政府官员,被罚2940万美元。

IBM中国区发言人汤磊磊对本报记者确认了公司与SEC之间和解一事。

人为拉长的销售链

医药业内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跨国药企针对医生和政府官员的“公关”活动充斥着销售提成等违法的“潜规则”,一条从药厂到医院甚至政府监管部门的黑金链条已经稳固形成。

2013年,葛兰素史克被曝出向政府官员、医药行业协会和医生行贿约5亿美元。最终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罚款人民币30亿元,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开出的最大罚单。当时有消息人士透露,葛兰素史克行贿的行业涉及肝炎药品,国内除了葛兰素史克外、还有可能涉嫌另外一家跨国乙肝药企业就是百时美施贵宝。

SEC具体指控的内容是,1998年至2009年之间,IBM以提供跨国旅游、娱乐、礼品及现金酬劳等形式向中国、韩国部分官员行贿,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贿赂法》,其中提到了IBM在中国的两家全资子公司,即IBM(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IBM全球服务(中国)有限公司,称中国区两名主要管理者及100多名员工参与其中。

SEC诉状中所说的114起案件,均发生在2004年-2009年期间,这也正是IBM在中国市场全力开拓B2B业务的时代。

辉瑞2004年就已知情

诉状显示,2004年至2009年,上述员工在几家中国旅行社设立行贿基金,用来支付中国政府官员海外旅游和其他旅游费用。此外,还利用商业伙伴建立行贿基金,向政府官员提供现金酬劳和不正当礼物。

记者了解到,目前IBM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包括大型应用软件销售、咨询服务和其他大型硬件设备销售等。自从将个人电脑业务剥离后,IBM逐渐从传统硬件销售业务转向更有利润的软件和服务领域。

根据SEC的指控,辉瑞在保加利亚、中国、克罗地亚、捷克、意大利、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等8个国家的子公司雇员和代理向当地官员和医生行贿,以便获得监管与处方等方面的认可,以此拓展销量。为掩盖行贿行径,辉瑞将这些费用列为促销、营销、培训、差旅、临床测试、货运、会议和广告等合法支出,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

SEC认为,这一期间,IBM中国至少发生了114起违规案。

“除了IBM之外,其实惠普、甲骨文等都在走这条路。”业内人士表示,“而B2B业务涉及到的大型企业客户,尤其是国有企业客户众多。卖得好的软件,都和垄断行业有关。”

根据1977年出台的《反海外腐败法》,任何美国公司、自然人或者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其在海外市场的贿赂等腐败行为皆在该法的监管、制裁范围之内。

“行贿官员与IBM的业务模式有关。”本土一位IT业咨询人士在电话里对本报记者说,IBM将PC业务卖给联想后,其在中国开展的业务,只剩下B2B模式的产品、方案及服务了,这需要该公司围绕企业与重点行业来做。该公司与政府官员的关系错综复杂,比卖电脑要难得多,为了拿订单,有时需要几年“培育期”,还要观察“政治气候”。

IBM目前在中国的客户,集中在大型国企和其他重点企业,包括政府、银行、保险、电信、钢铁、航空、汽车、石油等关键领域。

威尼斯官方网站,而根据SEC提交给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起诉书,辉瑞的行贿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2001年。

IBM中国公司的官方主页显示,其在中国的客户集中在大型国企、重点行业龙头,覆盖了政府、银行、保险、电信、航空、汽车、石油、零售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

上述前IBM代理商向记者表示,尽管IBM本身和终端客户的关系就很密切,多数情况下都是IBM销售和客户直接沟通具体的单子,但是在名义上,在IBM和终端客户之间,会平白生出很多中间环节。

这就意味着,在过去12年中,这家全球最大制药公司最关键的销售合规体系,至少在全世界8个国家出现了严重“安全漏洞”,包括其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中国。

而2008年以来,IBM还在中国快速推广它的智慧地球概念,目前已在全国多个城市落地“数字城市”之类的项目,并伴随着对本地物联网企业的参股。

这些人为拉长的销售链环节,包括负责压货的各级分销商、负责出货的各级代理商、负责执行的集成商等等。一般大型项目,分销商中可以分成总分销、区域分销、地区分销等若干级别,代理商又可以分成一级代理、二级代理等若干层次。

“我们目前能说的只有声明中的内容,更多的信息现在还不能提供。”昨日,辉瑞中国区企业沟通部负责人席庆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对于后续是否涉及中国政府追偿等问题,现阶段还无法回应。

这不是IBM首次涉嫌在中国行贿。2006年,建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恩照受贿落马,IBM的名字被曝光。当时,有报道称,2003年11月至2004年1月间,IBM公司通过中介公司,将20多万美元以服务费名义汇给一名中国香港人,由其转交张恩照,以便赢得建行的采购。

“你别看这些中间商不怎么干活,实际上,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帮助‘走钱’。其实业内不光IBM,很多都是这么操作的。”该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辉瑞昨日在其声明中承认,早在2004年就发现当时收购的克罗地亚子公司部分员工存在“不当支付行为”,此后,“辉瑞法律与合规部门的员工、外部律师和审计师集中在全球各地开展了为期多年的调查活动”。

不过,SEC提出的控告内容,在一位中国公关人士眼中,很难说是行贿。比如诉状说,IBM中国曾与某些国企签订软硬件与服务销售协议,需要提供培训,而IBM则提供全额的费用,包括差旅费、礼品等,这位公关人士认为这更像是跨国公司的促销手段。

他透露,在2005年左右,他曾经参与到某电力公司客户的中间件软件销售项目中去。“100万美元左右的列表价,公司的底价可能就在100万人民币左右,而有权在这个价格区间内,决定最终折扣点数的,就是IBM销售总监或者其他销售人员。”他表示。

声明同时承认,在2009年辉瑞以680亿美元的天价并购惠氏后,尽职调查发现后者在中国、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存在不当支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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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与一般销售回扣手段类似,通过层层分销商和代理商环节的表面“加价”,最终给客户的报价中有一部分就是“虚价”。

按照SEC的指控,最晚于2005年起,惠氏在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负责销售营养品的子公司,为鼓励医生推荐惠氏产品,以提供现金、手机或旅游等方式行贿,并通过虚假发票加以掩饰。

“IBM的管理相对严格,所以直接从IBM内部将这部分多余的钱拿出来是不可能的。”他说,“因此,通过这些中间商在自己的账簿做账,就可以直接将现金提出,分到整个销售链条中关键的几个人手里。”

“为增加药品销量,辉瑞中国子公司雇员邀请开药量较大的医生参加俱乐部性质的会议,包括各种娱乐休闲活动。此外,辉瑞中国子公司还制定了积分项目,医生可根据开出的辉瑞药品数量获得积分,这些积分可用于兑换医学书籍、手机、茶具和眼镜等物品。”SEC称。

他告诉记者,这些现金还同时申报个人所得税,成为合法收入。

尽管辉瑞在声明中并未直接承认“行贿”罪名,但该公司表示,为解决这些“历史性问题”,辉瑞将分别支付1500万美元罚金、1600万美元的不当得利和1030万美元处罚前利息;与此同时,在与SEC签订的单独民事和解协议中,辉瑞的子公司惠氏同意缴纳1720万美元的不当得利和166万美元的处罚前利息,“以解决在美国以外的4个子公司发生的不当支付事宜”。上述各项费用合计6016万美元。

该代理商透露,类似这样几十万的小项目,从最初签单到最终关键人物拿到现金,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黑金链条

“关键人物主要是上游销售和终端客户,一般每年每人可以拿到的数目是百万级人民币。”他表示,“中间商也有酬劳,但相比之下九牛一毛。”

“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一直是这个行业的顽疾,各国政府都在持续打击,但在业绩压力驱动下,始终挥之不去。”昨日,某医药行业权威专家向本报评论称,“如今,一条从药厂到医院甚至政府监管部门的黑金链条越来越稳固了。”

而另一位在IT服务咨询业界的人士则同意这种说法:“IT行业是比较‘污’的,和建筑行业一样,层层分包的目的就是‘走钱’。而一般每一单业务,能够‘走的钱’,最多是标的金额的10%。”

由于跨国制药公司产品多集中于处方专利药领域,无论是进入中国市场的政府审批,还是在销售终端医院医生的处方,都对其最终的产品销售至关重要。

而说起此前IBM被建行张恩照一案拉下马一事,前述代理商表示,这只是某一个中间商环节没有走好的结果。

因此,在业内,带金销售是几乎所有企业都会采用的“规定动作”。

当时的判决书显示,IBM通过北京共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北京东滕货物服务有限公司等单位,将22.5万美元以“服务费”的名义,汇入香港衡创科技有限公司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的账户内。

“说白了就是销售提成。”前述专家告诉本报,“由于医药领域的特殊性,尤其是信息不对称,药品企业医药代表给医生的‘销售提成’是绝对的违法行为,被所有国家明令禁止。”

内部自查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跨国制药公司大批进入中国,随着国内医药市场迅速放开,对医生的“学术营销”等销售模式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此次SEC的诉状中,主要指控IBM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利用旅行社等设立行贿基金,支付一些中国政府官员的海外旅游和其他旅游费用,此外还提供现金酬劳和不正当礼物等。

“医院推广和政府事务几乎是我们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实现销售,一个是在中国放行。”某跨国药企销售主管告诉本报,“如果能进入医疗保险等政府付费目录,某个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几乎就可以顺风顺水、高枕无忧了。”

上述在IT服务咨询业界的人士分析说,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但比起上述中间商环节的手段来说,这种方式获得的金额更小,更不安全。“实际上这两年,包括IBM在内的很多大型服务和软件供应商,已经不怎么采用这样的方式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问题愈演愈烈,据商务部的统计资料表明,在全国药品行业,作为商业贿赂的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收入的16%。

他强调,很多情况下,这些海外旅游都是写入所谓培训合同的,关键要看合同条款如何写。他本人曾经在IBM服务过,他表示,就其对IBM的了解,不会单纯提供海外游玩的项目,还是会针对行业性质,组织一些相关的参观访问,这样就很难界定是否行贿行为。

“前几年会组织医生出国进行高规格的学术考察,或者以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赞助出书等方式给对方好处,这些支出也能够以‘售后服务’的名义堂而皇之地纳入公司的财务报表里。”上述销售主管透露。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SEC立案调查伊始,IBM就开始内部自查。

在其他国家甚至美国,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也相当突出。美国司法部数据显示,2003年到2007年间,西门子医疗集团支付了约1440万美元的贿赂款,向国内5家医院行贿,从而获得2.95亿美元的医疗设备订单。

这位IT服务咨询业界人士向记者透露,过去两年,在IBM内部调查期间,牵涉到这数起案子的部分员工,被公司暂时“冷冻处理”,一直处于不稳定的工作状态,并且要求他们配合内部调查。

“国际上对医生和药企之间的关系,监控得越来越严格了,这是一个明确的趋势。”昨日,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政府事务和媒体沟通总监左玉增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目前全球对药企商业贿赂的监管正日益收紧,药企未来在这方面面临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而据现IBM中国员工透露,每次有关IBM涉及商业贿赂的消息披露,公司的内部审计制度就会比原来更加严格。“目前公司各种报销和合同审定,审核层比较多,审核力度比以往更严格,可能和公司行贿的事情有关,也可能因为公司正处在成本控制阶段。”她表示。

辉瑞制药成立于1849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2011年总营业收入高达674.25亿美元,是全球销售额最大的医药公司。

由于公司治理比以往严格,因此IBM等大型外企目前也会“沦落”到“搞不定客户”的阶段。“现在越来越多的系统集成商,开始成为总签单方,IBM等也只能做做分包了。”上述IT服务咨询业界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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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IBM此次与SEC达成和解,但是下一步中国方面是否会有进一步举动,仍然值得关注。

北京高朋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主任谢向阳对记者分析:“从法律上讲,继续追踪是有可能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如果中国方面想要进一步立案侦查,通常是两种情况,一是通过举报,二是通过其他案件牵扯出来。”

不过他表示,很多商业贿赂行为,比如IBM涉及到的海外旅游或者“走钱”,很难通过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其行贿行为。

“另外,IBM一家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不大,因此单独立案的可能性不大。”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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